如何采用经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对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怎样认识中国的公司改革？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何独特之处，它与公司绩效又有何联系？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企业的去多元化发展战略？2016年5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杨典做客合美博士餐叙（第二十一期），通过对自己博士论文内容的回顾，为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 
主讲人：杨典博士 在正式演讲之前，主持此次餐叙的汪和建教授首先给我们介绍了杨典博士的学术背景，杨典博士期间就读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是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的学生。道宾是经济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曾获马克斯·韦伯学术奖。而杨典的博士论文则延续了新制度学派的理论传统，试图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考察，探讨国家、市场与企业的关系。
杨典博士首先介绍了自己研究的理论起点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他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而“社会”则包含经济社会学关注的两个核心对象：市场和企业。国家、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又包含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展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指出，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替代了市场的角色，而之后则是市场的培育和形成。其二是国家在建构市场中的作用，杨典博士以美国为例，解释到虽然美国政府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不够明显，但是美国的法律对于市场的影响极大，所以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属于“看不见的干预”。当然，这种建构是相互的，所以也应关注行政逻辑如何被市场逻辑所重构。其三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体现在中国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包括国家对企业的监管以及国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还包括国家与企业的相互建构。第四种关系则是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包括市场形塑企业行为，尤其是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也包括企业行为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总之，国家、企业与市场是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
之后杨典博士介绍了国内已有的对国家、市场与企业的研究，其中，对国家角色进行研究的例子有项目制、分税制等，市场研究的例子则有白沟箱包市场、中关村电子市场以及惠镇石灰市场等，而企业研究则包括乡镇企业、国企改革研究等。杨典博士认为，虽然每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将三者相结合的研究在他当初选题时并不多见。而且单就市场来说，以往所研究的都是“有形”的市场，具体的市场，然而市场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给机制，所以他重点关注的是资本市场。同时，国家通过国有控股企业、证监会、国资委、国有控股基金公司、国有控股财经媒体等渠道，在资本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综合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杨典博士选择了中国的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借此回答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战略变迁的内容、原因与结果。
为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他所分析的上市公司角色，杨典博士用图表向我们介绍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三个阶段：国有产权下的员工（管理层）激励制度改革；产权改革（股权多元化与股份制改制、上市）；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改革。他提醒听众，自己的研究关注的是第三阶段，而且中国公司的这种现代化进程，涉及到对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讨论。
公司治理内容庞大，其内部结构包括公司股权结构（企业是由政府、银行、家族还是投资机构控制），董事会构成（是否有外部独立董事），监事会，领导层权力结构（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分设），高管薪酬（股权与期权）等。而其外部内容包括资本市场监督（监管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公司控制权市场（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职业经理人市场，独立的律师，会计师审计师，财经媒体等，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中小投资者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杨典博士特别提及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因为正是这个市场的存在，才使得公司产权成为合同，可以拆分买卖。而它既有激励效应，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国家资产会被任意买卖。在这里杨典博士再次提及了美国的情形，美国正是因为控制权市场的存在，所以多数行业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都形成了少数寡头统治的局面，当然，寡头数量一般也会在两个以上，这是因为美国反垄断法存在的缘故。
之后，杨典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英美模式以股东利益为导向，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而德日模式则以利益相关者利益为导向，以全能银行为中心。这两种治理模式孰优孰劣难以比较，但是从中国企业改革的第三个阶段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式公司治理模式对中国《公司法》，《证券法》等公司监管法律法规的影响。这些法律法规进一步地塑造了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分设董事长和总经理，引进独立董事体系，中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并且机构投资者崛起。当然，这也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如中国上市公司1997年以来开始推行去多元化发展战略等等。
在此，杨典博士特意指出了两点，首先这一过程亦即由经济理论到法律法规再到治理实践的过程，在西方被称作经济学的操演化（perform）过程（具体例子可阅读陈氚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文章）；其次，虽然英美模式推崇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只有不到40%，而中国则占比极高，由此也能看出，中国政府在接受一个理论以后，并没有考虑实际情况，而是一味地用理论指导实践了。
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以及去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不同于传统的强调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学，杨典博士采取了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等于是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讨论之前所提及的国家、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强调权力和合法性在形塑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战略中的作用。例如由于《公司法》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上市要求，公司不得不分设CEO和董事长，但是这常常导致CEO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斗争，而CEO兼任董事长的形式虽然在中国情境下可以提高企业绩效，但因其不具备合法性，所以便没有公司采用。同样的道理，中国公司的去多元化战略是受到了美国八十年代以来重归专业化战略的影响，然而这种战略并不是公司自主、自觉的行为，而是国家与资本市场利用其政治经济话语，将以美国公司为原型的公司模型强加于上市公司的变革中形成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与非国有企业等相比，国有控股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更低，因为后者里国家的权力更大。
中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改革及其发展战略对企业绩效有何影响呢？杨典博士搜集并整理了中国676家上市公司1997年到2007年的数据，并对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公司律师等做了深度访谈，最终他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如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公司业绩提高，但外部独立董事及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对于公司业绩没有显著影响等等。当然，有一个显然不同于经济学代理理论的发现，即代理理论将国家看作是“掠夺之手”，国有制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寻租、贪污等现象，然而他的经验调查和数据分析则显示，存在一定程度的国有控股的企业，其绩效要显然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这种有悖于代理理论的现象应归因于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因为自199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各级政府借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中央“抓大放小”政策出台，中央及各级政府需要监管的企业数量减少，这使政府有财力也有精力去扶持企业。
演讲的最后，杨典博士做了几点总结，包括国家与资本市场作为外在制度极大塑造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战略，而外部治理机制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作用在日益上升。同时也应关注经济意识形态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另外一种理性和效率是被社会建构的，它们契合于特定的制度背景。总之，社会学的新制度视角对于理解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战略非常重要，杨典博士也鼓励我们去关注现代经济和金融的核心问题。 
讲演现场 演讲之后，参与合美餐叙的师生们对杨典博士所讲的内容作了讨论，首先发言的是彭华民教授，她说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制度主义者（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借鉴了诺斯的制度理论），自己也从制度理论中引申出几个维度，包括意识形态、政策范式等，而她在考察意识形态时，做了很详细的梳理，所以她想知道，杨典博士是如何对自己演讲中所提到的经济意识形态操作化的。杨典博士回复说，在他的论文中，经济意识形态指示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可以通过访谈，阅读报纸等方法，观察这一提法、思路出现的频率。
汪和建教授提出，意识形态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因为对于去多元化的解释，可能的逻辑是，某些企业在97年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削减不必要的业务以提高业绩，这作为一个信号慢慢传递给其他企业，他们在获得这种认知以后，便做出行动，然后又影响了现实，所以意识形态是与现实交互作用的。杨典博士则指出，在新制度学派理论中，制度（包括意识形态）是与合法化联系在一起的，制度有时候恰恰不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才产生的，例如美国企业中的人力资源部门，其最初的设立便是为了解决种族、性别问题。
接着，有听众向杨典博士提问，如何看待互联网企业的多元化趋势。杨典认为，对于互联网企业采取多元化发展策略，构建生态系统的现象，有相关多元化和无关多元化的分别，就前者而言，是产品协作的需要，而后者则可以理解为中国目前行业领域中存在许多真空，有很多机会和资源，所以企业才会做出多种尝试。另一位听众则请教杨典博士，连锁董事网在中国是否可以研究，与西方相比有何不同。杨典回复说，连锁董事网是一个很好的议题，而且在中国连锁董事网反映了国家权力、社会关系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可以看一下上海大学马磊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上的文章，或许会有启发。
通过杨典博士的演讲，参与餐叙的同学对他的博士论文涉及的理论背景和实证研究有了全面的了解，也领略了经济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在分析中国转型现象时展现出的魅力，让我们期待中国的经济社会学在将来涌现出更多这样的优秀研究。
主讲人：杨典博士
杨典博士首先介绍了自己研究的理论起点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他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而“社会”则包含经济社会学关注的两个核心对象：市场和企业。国家、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又包含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展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指出，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替代了市场的角色，而之后则是市场的培育和形成。其二是国家在建构市场中的作用，杨典博士以美国为例，解释到虽然美国政府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不够明显，但是美国的法律对于市场的影响极大，所以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属于“看不见的干预”。当然，这种建构是相互的，所以也应关注行政逻辑如何被市场逻辑所重构。其三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体现在中国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包括国家对企业的监管以及国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还包括国家与企业的相互建构。第四种关系则是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包括市场形塑企业行为，尤其是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也包括企业行为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总之，国家、企业与市场是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
之后杨典博士介绍了国内已有的对国家、市场与企业的研究，其中，对国家角色进行研究的例子有项目制、分税制等，市场研究的例子则有白沟箱包市场、中关村电子市场以及惠镇石灰市场等，而企业研究则包括乡镇企业、国企改革研究等。杨典博士认为，虽然每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将三者相结合的研究在他当初选题时并不多见。而且单就市场来说，以往所研究的都是“有形”的市场，具体的市场，然而市场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给机制，所以他重点关注的是资本市场。同时，国家通过国有控股企业、证监会、国资委、国有控股基金公司、国有控股财经媒体等渠道，在资本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综合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杨典博士选择了中国的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借此回答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战略变迁的内容、原因与结果。
为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他所分析的上市公司角色，杨典博士用图表向我们介绍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三个阶段：国有产权下的员工（管理层）激励制度改革；产权改革（股权多元化与股份制改制、上市）；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改革。他提醒听众，自己的研究关注的是第三阶段，而且中国公司的这种现代化进程，涉及到对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讨论。
公司治理内容庞大，其内部结构包括公司股权结构（企业是由政府、银行、家族还是投资机构控制），董事会构成（是否有外部独立董事），监事会，领导层权力结构（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分设），高管薪酬（股权与期权）等。而其外部内容包括资本市场监督（监管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公司控制权市场（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职业经理人市场，独立的律师，会计师审计师，财经媒体等，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中小投资者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杨典博士特别提及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因为正是这个市场的存在，才使得公司产权成为合同，可以拆分买卖。而它既有激励效应，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国家资产会被任意买卖。在这里杨典博士再次提及了美国的情形，美国正是因为控制权市场的存在，所以多数行业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都形成了少数寡头统治的局面，当然，寡头数量一般也会在两个以上，这是因为美国反垄断法存在的缘故。
之后，杨典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英美模式以股东利益为导向，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而德日模式则以利益相关者利益为导向，以全能银行为中心。这两种治理模式孰优孰劣难以比较，但是从中国企业改革的第三个阶段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式公司治理模式对中国《公司法》，《证券法》等公司监管法律法规的影响。这些法律法规进一步地塑造了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分设董事长和总经理，引进独立董事体系，中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并且机构投资者崛起。当然，这也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如中国上市公司1997年以来开始推行去多元化发展战略等等。
在此，杨典博士特意指出了两点，首先这一过程亦即由经济理论到法律法规再到治理实践的过程，在西方被称作经济学的操演化（perform）过程（具体例子可阅读陈氚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文章）；其次，虽然英美模式推崇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只有不到40%，而中国则占比极高，由此也能看出，中国政府在接受一个理论以后，并没有考虑实际情况，而是一味地用理论指导实践了。
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以及去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不同于传统的强调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学，杨典博士采取了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等于是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讨论之前所提及的国家、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强调权力和合法性在形塑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战略中的作用。例如由于《公司法》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上市要求，公司不得不分设CEO和董事长，但是这常常导致CEO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斗争，而CEO兼任董事长的形式虽然在中国情境下可以提高企业绩效，但因其不具备合法性，所以便没有公司采用。同样的道理，中国公司的去多元化战略是受到了美国八十年代以来重归专业化战略的影响，然而这种战略并不是公司自主、自觉的行为，而是国家与资本市场利用其政治经济话语，将以美国公司为原型的公司模型强加于上市公司的变革中形成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与非国有企业等相比，国有控股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更低，因为后者里国家的权力更大。
中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改革及其发展战略对企业绩效有何影响呢？杨典博士搜集并整理了中国676家上市公司1997年到2007年的数据，并对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公司律师等做了深度访谈，最终他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如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公司业绩提高，但外部独立董事及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对于公司业绩没有显著影响等等。当然，有一个显然不同于经济学代理理论的发现，即代理理论将国家看作是“掠夺之手”，国有制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寻租、贪污等现象，然而他的经验调查和数据分析则显示，存在一定程度的国有控股的企业，其绩效要显然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这种有悖于代理理论的现象应归因于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因为自199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各级政府借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中央“抓大放小”政策出台，中央及各级政府需要监管的企业数量减少，这使政府有财力也有精力去扶持企业。
演讲的最后，杨典博士做了几点总结，包括国家与资本市场作为外在制度极大塑造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战略，而外部治理机制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作用在日益上升。同时也应关注经济意识形态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另外一种理性和效率是被社会建构的，它们契合于特定的制度背景。总之，社会学的新制度视角对于理解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战略非常重要，杨典博士也鼓励我们去关注现代经济和金融的核心问题。
讲演现场
汪和建教授提出，意识形态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因为对于去多元化的解释，可能的逻辑是，某些企业在97年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削减不必要的业务以提高业绩，这作为一个信号慢慢传递给其他企业，他们在获得这种认知以后，便做出行动，然后又影响了现实，所以意识形态是与现实交互作用的。杨典博士则指出，在新制度学派理论中，制度（包括意识形态）是与合法化联系在一起的，制度有时候恰恰不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才产生的，例如美国企业中的人力资源部门，其最初的设立便是为了解决种族、性别问题。
接着，有听众向杨典博士提问，如何看待互联网企业的多元化趋势。杨典认为，对于互联网企业采取多元化发展策略，构建生态系统的现象，有相关多元化和无关多元化的分别，就前者而言，是产品协作的需要，而后者则可以理解为中国目前行业领域中存在许多真空，有很多机会和资源，所以企业才会做出多种尝试。另一位听众则请教杨典博士，连锁董事网在中国是否可以研究，与西方相比有何不同。杨典回复说，连锁董事网是一个很好的议题，而且在中国连锁董事网反映了国家权力、社会关系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可以看一下上海大学马磊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上的文章，或许会有启发。
通过杨典博士的演讲，参与餐叙的同学对他的博士论文涉及的理论背景和实证研究有了全面的了解，也领略了经济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在分析中国转型现象时展现出的魅力，让我们期待中国的经济社会学在将来涌现出更多这样的优秀研究。
供稿：必威·BETWAY2014级硕士研究生段新星；供图：郭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