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4日中午，必威·BETWAY合美博士餐叙第十九期在河仁楼的合美堂如期举行。智利天主教大学博士Andres Biehl受邀演讲，Andres Biehl博士201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次讲座题目为“比较视角下的社会学和南美发展”，必威·BETWAY副院长吴愈晓教授主持，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郭未、讲师刘柳，必威·BETWAY“贝杉学人”访问教授邓燕华（西南财经大学）等必威·BETWAY及其他学院的师生聆听了这次讲演，并与Andres Biehl博士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和交流。
讲座开始之处，Andres Biehl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对必威·BETWAY的这次邀请表示非常感谢。他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南美社会学的历史，让中国师生对南美社会学的发展有个大致的了解。 
主讲人：Andres Biehl博士
主持人：吴愈晓教授
Andres Biehl博士介绍到南美在20世纪30年代才在大学里成立了首批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的成立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时南美社会存在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经济危机、城市化和社会不稳定等。起初，南美社会学主要借鉴和吸收欧洲学者的理论和观点，比如现代化理论。因此，认为南美应该像欧洲那样通过工业化来摆脱经济发展周期，达到社会和谐统一。南美近几年发展很快，经济也是飞速发展，南美的发展主要依赖出口初级商品和农产品，紧紧受制于国际市场。在1900年，瑞典、新西兰、阿根廷和智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差不多的，在同等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阿根廷和智利的经济增长很缓慢，而新西兰的经济以高速发展，将这三个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以此感觉到南美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欧洲传统的想法太理想化了，不实用。同时，国内也产生了仇视英国和美国这些外来者的情绪。认为出口生产工业产品的原材料是帮助他国发展，而不是帮助本国自身发展。
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城镇与农村间的人口流动。城乡流动很集中也很快速。城市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增长了三或四倍。伴随而来的还有现代化，城市是文明化、工业化和提升教育的工具。
在发展中，国家主义和普世主义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国家主义是特殊性的表现，是寻求国内经济增长的。普世主义就是一般性的表现，照抄照搬欧洲的机构组织形式和解决国内不稳定的方法。由上而下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规划。二战后，试图将欧洲的劳动法搬到南美。由中央来规范劳动市场，贸易联盟与劳工们与国家进行协商。而这些都是基于大公司、大的内部市场、低工作流动性和高职工福利的。但是南美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小公司和高工作流动性，人们不停地在不同的城市间变换工作。
从感觉层面理解社会学到对社会学形成连贯的概念
经济学家开始摒弃相对比较优势的观点，认为贸易条款对原材料生产商是不公平的，南美生产的产品质量不高，价格过低，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因此，国家开始施行保护主义，封闭国内市场，发展城市工业。为了发展拉美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拉美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委员会。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选择关闭国内市场显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征收出口税。但是，南美的经济仍然主要依靠贸易，用出口产品所得收益发展城市工业。通货膨胀成为了结构性问题。基于此经济状况，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获得政府的支持，接受海外的技术支持，进行农业改革，提升社会福利和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国家改革。
在大学设立经济学和社会学之前没有自由学派。拉美的经济发展没有体系，表现在没有劳动市场，没有工业等等。国家需要建立这些。于是拉美就组建了自己的经济委员会，即拉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济委员会内部存在思想上的不一致，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派，并希望借助自己的学派理论使拉美经济学家远离外部影响。尽管国内有保护主义，拉美的经济还是不景气，还存在很多矛盾和冲突。此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国家本身不够强大，伴随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垄断和缺乏竞争。公司没有效率，生产的产品很贵，以至于无法出口。职权人员给自己工业界的朋友开后门，缺乏合法性。劳工市场也存在恶性循环。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会要求提高工资。政府就会充当调停人，以给公司高关税的优惠来要求雇主提高工资。这就使得工资和通胀同时上升，而政府获得工会的支持。拉美经济委员会内部的社会学家的目标之一是发展依附理论。纵观历史和权力关系，他们发现现在的拉美是受第一世界压榨和剥削的，这不公平。但依附理论的出现却比进口替代战略晚半个世纪。
经济学家们面临的危机以及他们的倒退
经济学家当前面临的危机就是经济不景气，郊区的城市贫困和不断增长的冲突。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模仿美国，希望开放市场，形成经济优势，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军事独裁，在技术上达成新的统一。但结果却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不平等感也在不断增加。贫困减少，机遇增多，脆弱的中产阶级的不满感也在增加。
南美社会学当下面临的挑战
经济学家取代了社会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在政府和国际组织中的位置。国家专注于微观经济政策、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没有人质疑自上而下的改革条件是否成熟。就像规划一样，自由经济学家强调增长第一，兼顾平等。虽然在本世纪初，在增进平等方面取得了少许进步。19世纪，拉美仇视的是土著人和西班牙的殖民残余。到20世纪，拉美视外资和美国为敌人。再到20世纪晚期，拉美仇视国家计划、左翼、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联盟。国家和政府很难提高税收和获得公众的信任。在公共机构，政府的信任度低于10%。市场也存在不诚信，很难提高市场竞争和减少徇私。公司不能提高生产效率，也不能进行产品创新。劳动市场里正式员工福利很好，但非正式员工状况却非如此。市场没有自由化。公司面临较高的劳工成本。根据南美社会学当下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需要增加多样性和理论视角，需要平衡全球力量和当地的发展，需要创新。
通过Andres Biehl博士的分享，我们发现中国和南美存在很多地方相似之处，希望以后南美和中国的学者能更多的交流和探讨，擦出思想的火花。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副教授 郭 未 供图
讲座开始之处，Andres Biehl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对必威·BETWAY的这次邀请表示非常感谢。他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南美社会学的历史，让中国师生对南美社会学的发展有个大致的了解。
主讲人：Andres Biehl博士
主持人：吴愈晓教授
Andres Biehl博士的讲座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南美社会学发展起步阶段，第二部分是从感觉层面理解社会学到对社会学形成连贯的概念，第三部分是经济学家们面临的危机以及他们的倒退，第四部分是南美社会学当下面临的挑战。
南美社会学的起步阶段Andres Biehl博士介绍到南美在20世纪30年代才在大学里成立了首批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的成立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时南美社会存在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经济危机、城市化和社会不稳定等。起初，南美社会学主要借鉴和吸收欧洲学者的理论和观点，比如现代化理论。因此，认为南美应该像欧洲那样通过工业化来摆脱经济发展周期，达到社会和谐统一。南美近几年发展很快，经济也是飞速发展，南美的发展主要依赖出口初级商品和农产品，紧紧受制于国际市场。在1900年，瑞典、新西兰、阿根廷和智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差不多的，在同等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阿根廷和智利的经济增长很缓慢，而新西兰的经济以高速发展，将这三个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以此感觉到南美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欧洲传统的想法太理想化了，不实用。同时，国内也产生了仇视英国和美国这些外来者的情绪。认为出口生产工业产品的原材料是帮助他国发展，而不是帮助本国自身发展。
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城镇与农村间的人口流动。城乡流动很集中也很快速。城市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增长了三或四倍。伴随而来的还有现代化，城市是文明化、工业化和提升教育的工具。
在发展中，国家主义和普世主义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国家主义是特殊性的表现，是寻求国内经济增长的。普世主义就是一般性的表现，照抄照搬欧洲的机构组织形式和解决国内不稳定的方法。由上而下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规划。二战后，试图将欧洲的劳动法搬到南美。由中央来规范劳动市场，贸易联盟与劳工们与国家进行协商。而这些都是基于大公司、大的内部市场、低工作流动性和高职工福利的。但是南美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小公司和高工作流动性，人们不停地在不同的城市间变换工作。
从感觉层面理解社会学到对社会学形成连贯的概念
经济学家开始摒弃相对比较优势的观点，认为贸易条款对原材料生产商是不公平的，南美生产的产品质量不高，价格过低，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因此，国家开始施行保护主义，封闭国内市场，发展城市工业。为了发展拉美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拉美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委员会。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选择关闭国内市场显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征收出口税。但是，南美的经济仍然主要依靠贸易，用出口产品所得收益发展城市工业。通货膨胀成为了结构性问题。基于此经济状况，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获得政府的支持，接受海外的技术支持，进行农业改革，提升社会福利和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国家改革。
在大学设立经济学和社会学之前没有自由学派。拉美的经济发展没有体系，表现在没有劳动市场，没有工业等等。国家需要建立这些。于是拉美就组建了自己的经济委员会，即拉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济委员会内部存在思想上的不一致，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派，并希望借助自己的学派理论使拉美经济学家远离外部影响。尽管国内有保护主义，拉美的经济还是不景气，还存在很多矛盾和冲突。此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国家本身不够强大，伴随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垄断和缺乏竞争。公司没有效率，生产的产品很贵，以至于无法出口。职权人员给自己工业界的朋友开后门，缺乏合法性。劳工市场也存在恶性循环。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会要求提高工资。政府就会充当调停人，以给公司高关税的优惠来要求雇主提高工资。这就使得工资和通胀同时上升，而政府获得工会的支持。拉美经济委员会内部的社会学家的目标之一是发展依附理论。纵观历史和权力关系，他们发现现在的拉美是受第一世界压榨和剥削的，这不公平。但依附理论的出现却比进口替代战略晚半个世纪。
经济学家们面临的危机以及他们的倒退
经济学家当前面临的危机就是经济不景气，郊区的城市贫困和不断增长的冲突。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模仿美国，希望开放市场，形成经济优势，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军事独裁，在技术上达成新的统一。但结果却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不平等感也在不断增加。贫困减少，机遇增多，脆弱的中产阶级的不满感也在增加。
南美社会学当下面临的挑战
经济学家取代了社会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在政府和国际组织中的位置。国家专注于微观经济政策、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没有人质疑自上而下的改革条件是否成熟。就像规划一样，自由经济学家强调增长第一，兼顾平等。虽然在本世纪初，在增进平等方面取得了少许进步。19世纪，拉美仇视的是土著人和西班牙的殖民残余。到20世纪，拉美视外资和美国为敌人。再到20世纪晚期，拉美仇视国家计划、左翼、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联盟。国家和政府很难提高税收和获得公众的信任。在公共机构，政府的信任度低于10%。市场也存在不诚信，很难提高市场竞争和减少徇私。公司不能提高生产效率，也不能进行产品创新。劳动市场里正式员工福利很好，但非正式员工状况却非如此。市场没有自由化。公司面临较高的劳工成本。根据南美社会学当下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需要增加多样性和理论视角，需要平衡全球力量和当地的发展，需要创新。
通过Andres Biehl博士的分享，我们发现中国和南美存在很多地方相似之处，希望以后南美和中国的学者能更多的交流和探讨，擦出思想的火花。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副教授 郭 未 供图
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 皮景韵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