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讲人邓燕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的研究，4月27日中午同时身为必威betway平台“贝杉学人”访问学人的邓燕华教授在必威·BETWAY河仁楼合美堂进行了题为“从社会关系角度看中国抗争政治”讲演。 
邓老师首先从已有的社会关系研究开始介绍，在既有研究中，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关系之于个体的工具价值，普遍将其视为个体争取利益的行动资源，其中特别重视强关系的作用。她认为研究者在广泛探讨社会关系对实现个体功利目标的正功能时，却很少关注它被用以约束个体主张利益的可能。邓老师则注重社会关系与抗争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近期在多个国际期刊上发表了相关文章。
何为关系控制（relational repression）？在概念界定中，邓老师认为关系控制是基于人际网络而实施的抗争治理术。在通常情况下，当一地发生抗争事件时，地方政府会动员与抗争者相关的体制内成员或其他较依赖国家的个体，要求他们参与事件的处理。这些参与者可能是抗争积极分子或潜在抗争者的亲属、朋友或老乡等，他们被要求通过开展思想工作以转化抗争者，使其停止行动或不加入抗争。关系控制是解除抗争动员的一种软控制、间接控制，主要依赖人际压力、心理控制和人情感化。对关系控制实践进行分析，有利于丰富抗争控制（protest control）的概念，丰富有关“软控制”的研究。关系控制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抗争政治研究对于社会网络解动员研究的不足。
关系控制的基本过程囊括四方主体：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关系控制的实施者和抗争者，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当发生抗争事件时，地方政府包案给单位组织或直接包案给关系控制的实施者个人，单位组织再转包给关系控制的实施者个人，这些关系控制实施者往往与抗争者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由他们对抗争者进行“思想工作”，抗争者可以选择遵从或不遵从地方政府。
使用强度不同的关系，对政治抗争影响也存在差异。亲属关系的两个特征使其很容易成为关系控制的手段，一是亲属关系的主体之间互相肩负很强的责任与义务，二是亲属之间往往没有退出关系的机制，即个体一般不能六亲不认，只顾坚持个人利益，而不管亲属的处境。由此，亲属关系经常被用来控制个体抗争，也会被用来处理群体事件。有亲属在体制内工作本身是个约束条件，会事先阻止个体参与到争取不具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中；组织者的有意规避，因此在控制****件中作用范围有限。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控制，往往效果十分明显，关系控制者与抗争者一一匹配、责任明确，且地方政府认为关系控制者对其亲属有足够的影响力；对地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稳定（如控制群体事件）和发展地方经济（如通过拆迁推动GDP增长）都至关重要，因此做亲属工作不力的关系控制者的惩罚通常是切实的。此间，关系控制者采取各种情感逼迫的方式进行。退出亲属关系，如离婚、断绝关系，但控制者并不会真的认为事实如此；退出体制，即辞职、不在体制单位工作，利用媒体，如群体事件报道，有利于关系控制者，但最终还是失败，虽然抗争者得到公平处理，但得罪了单位所有人。
相对亲属关系而言，同乡、邻居、朋友、远亲等对关系控制各方主体而言是较弱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也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控制实践中。约束个体抗争，如自治改造；控制群体事件，如干部返原籍做工作。较弱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常被用于群体事件和个体抗争的控制与预防，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假设：首先，一般认为，相比陌生人，邻居、同乡等人际网络可以帮助关系控制者开展情感沟通，做好思想工作，说服抗争者退出行动，或打消潜在行动者参与抗争的念头；其次，同乡等人际网络，即便不能促进情感沟通，也可以提供一些有利于抗争事件解决的“地方性知识”。基于较弱关系的社会控制作用有限，所以其他类型的控制手段经常被兼而用之。
邓老师通过对“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程度”和“与抗争者关系的强度”的区分展开关系控制实施者的一般策略和效果分析。当关系控制实施者与抗争者是强关系时，他们是抗争者的“自家人”，如果对地方政府依赖程度高，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对抗争者进行沟通劝说或情感逼迫，社会关系控制效果明显；如对政府依赖程度较低，则只是对抗争者进行简单的劝说，关系控制对抗争事件可能缓解或无效。当关系控制实施者与抗争者是弱关系时，相对于抗争者而言他们是“外人”，如果对地方政府依赖程度高，他们会对抗争者进行沟通劝说，不过他们自身显然知道这种劝说没有实际效用，也就是事实上的不作为，关系控制可能缓解抗争事件或无效；如对政府依赖程度较低，他们则完全置身事外，在抗争事件中不作为，此时关系控制对抗争事件无效。
邓老师对这一议题进行了总结：一、地方政府在控制群体事件和个体反抗时，经常动员体制内成员的社会关系（即结合纵向的工作关系和横向的社会关系），以此延伸国家控制的触角（the reach of the state）；二、地方政府之所以需要关系控制，是因为它对某些抗争者缺乏直接有效的约束；而关系控制能被推行，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单位成员仍保有影响，从而能借助他们的社会关系延伸控制的触角；三、在关系控制中，强弱关系各有优势和缺点：强关系效果明显，但作用范围有限；弱关系虽可被广而用之，但控制效果往往不佳；四、关系控制有其历史根源，本质上是“连坐”制度在当代社会的一个变异形式。
最后，邓老师与在座的博士生、硕士生们分享了自己多年以来有关研究与写作的经验——关于idea：她提出“扎根田野、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基础上，在长期田野中寻找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关于写作：“Just do it & Writing is editing”。
本期餐叙主持人翟学伟教授就“做一个经验研究的目的何在”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与变动的社会现象的复杂关系等问题与邓燕华教授展开了讨论，吴愈晓教授、狄金华老师以及在场的其他听众也就各自感兴趣的方面与邓老师交换了意见。最后，翟学伟教授代表必威·BETWAY为邓燕华与狄金华两位老师颁发了“贝杉社会学人”的纪念牌。 
社会学研一 马步法 供稿；郭未 副教授 供图
何为关系控制（relational repression）？在概念界定中，邓老师认为关系控制是基于人际网络而实施的抗争治理术。在通常情况下，当一地发生抗争事件时，地方政府会动员与抗争者相关的体制内成员或其他较依赖国家的个体，要求他们参与事件的处理。这些参与者可能是抗争积极分子或潜在抗争者的亲属、朋友或老乡等，他们被要求通过开展思想工作以转化抗争者，使其停止行动或不加入抗争。关系控制是解除抗争动员的一种软控制、间接控制，主要依赖人际压力、心理控制和人情感化。对关系控制实践进行分析，有利于丰富抗争控制（protest control）的概念，丰富有关“软控制”的研究。关系控制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抗争政治研究对于社会网络解动员研究的不足。
关系控制的基本过程囊括四方主体：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关系控制的实施者和抗争者，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当发生抗争事件时，地方政府包案给单位组织或直接包案给关系控制的实施者个人，单位组织再转包给关系控制的实施者个人，这些关系控制实施者往往与抗争者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由他们对抗争者进行“思想工作”，抗争者可以选择遵从或不遵从地方政府。
使用强度不同的关系，对政治抗争影响也存在差异。亲属关系的两个特征使其很容易成为关系控制的手段，一是亲属关系的主体之间互相肩负很强的责任与义务，二是亲属之间往往没有退出关系的机制，即个体一般不能六亲不认，只顾坚持个人利益，而不管亲属的处境。由此，亲属关系经常被用来控制个体抗争，也会被用来处理群体事件。有亲属在体制内工作本身是个约束条件，会事先阻止个体参与到争取不具排他性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中；组织者的有意规避，因此在控制****件中作用范围有限。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控制，往往效果十分明显，关系控制者与抗争者一一匹配、责任明确，且地方政府认为关系控制者对其亲属有足够的影响力；对地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稳定（如控制群体事件）和发展地方经济（如通过拆迁推动GDP增长）都至关重要，因此做亲属工作不力的关系控制者的惩罚通常是切实的。此间，关系控制者采取各种情感逼迫的方式进行。退出亲属关系，如离婚、断绝关系，但控制者并不会真的认为事实如此；退出体制，即辞职、不在体制单位工作，利用媒体，如群体事件报道，有利于关系控制者，但最终还是失败，虽然抗争者得到公平处理，但得罪了单位所有人。
相对亲属关系而言，同乡、邻居、朋友、远亲等对关系控制各方主体而言是较弱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也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控制实践中。约束个体抗争，如自治改造；控制群体事件，如干部返原籍做工作。较弱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常被用于群体事件和个体抗争的控制与预防，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假设：首先，一般认为，相比陌生人，邻居、同乡等人际网络可以帮助关系控制者开展情感沟通，做好思想工作，说服抗争者退出行动，或打消潜在行动者参与抗争的念头；其次，同乡等人际网络，即便不能促进情感沟通，也可以提供一些有利于抗争事件解决的“地方性知识”。基于较弱关系的社会控制作用有限，所以其他类型的控制手段经常被兼而用之。
邓老师通过对“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程度”和“与抗争者关系的强度”的区分展开关系控制实施者的一般策略和效果分析。当关系控制实施者与抗争者是强关系时，他们是抗争者的“自家人”，如果对地方政府依赖程度高，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对抗争者进行沟通劝说或情感逼迫，社会关系控制效果明显；如对政府依赖程度较低，则只是对抗争者进行简单的劝说，关系控制对抗争事件可能缓解或无效。当关系控制实施者与抗争者是弱关系时，相对于抗争者而言他们是“外人”，如果对地方政府依赖程度高，他们会对抗争者进行沟通劝说，不过他们自身显然知道这种劝说没有实际效用，也就是事实上的不作为，关系控制可能缓解抗争事件或无效；如对政府依赖程度较低，他们则完全置身事外，在抗争事件中不作为，此时关系控制对抗争事件无效。
邓老师对这一议题进行了总结：一、地方政府在控制群体事件和个体反抗时，经常动员体制内成员的社会关系（即结合纵向的工作关系和横向的社会关系），以此延伸国家控制的触角（the reach of the state）；二、地方政府之所以需要关系控制，是因为它对某些抗争者缺乏直接有效的约束；而关系控制能被推行，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单位成员仍保有影响，从而能借助他们的社会关系延伸控制的触角；三、在关系控制中，强弱关系各有优势和缺点：强关系效果明显，但作用范围有限；弱关系虽可被广而用之，但控制效果往往不佳；四、关系控制有其历史根源，本质上是“连坐”制度在当代社会的一个变异形式。
最后，邓老师与在座的博士生、硕士生们分享了自己多年以来有关研究与写作的经验——关于idea：她提出“扎根田野、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基础上，在长期田野中寻找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关于写作：“Just do it & Writing is editing”。
本期餐叙主持人翟学伟教授就“做一个经验研究的目的何在”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与变动的社会现象的复杂关系等问题与邓燕华教授展开了讨论，吴愈晓教授、狄金华老师以及在场的其他听众也就各自感兴趣的方面与邓老师交换了意见。最后，翟学伟教授代表必威·BETWAY为邓燕华与狄金华两位老师颁发了“贝杉社会学人”的纪念牌。
社会学研一 马步法 供稿；郭未 副教授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