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在吴愈晓老师的邀请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善华在必威·BETWAY开办了专题讲座，与南大师生分享了他在农村调查过程中的独到思考。
杨善华老师首先分享了农村调查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杨老师强调，目前农村调查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学者往往用自己的想法替代农民的想法。杨老师举了四川宜宾农村调查过程的一个例子，生动形象的阐述了这一论题：当地农村养老主要靠“吃转饭”，即老人在不同子女家中轮流居住直至去世。而老人每次在每个家庭中居住的时间长度总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少，从每次住三个月一直到八十岁以上的每次住一个月。平原地区交通方便，一月一次的交接工作尚可理解，那么在把老人背上背下的山区中每月一次的交接就是很难想象的了。所以调查者不免好奇，为什么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每次居住时间呢？这似乎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但这恰恰就是农民理性的存在。老人年纪越大，就越随时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危险，倘若每次在一个孩子家中居住时间过长，那么老人的去世就越可能“便宜下家”。相比于城市人口，农民没有钱，但是他们却拥有大量的时间和力气，这也提示我们要用农民的想法来理解农民，而不是想当然的“推己及人”。 
主讲人：杨善华教授
主持人：吴愈晓教授 杨老师还强调了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指出南方与北方农村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农民内部的分化问题。他认为农村调查要有全局观，把握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多点调查把握全局。
在关于方法论的第二个部分中，杨老师主要探讨了调查方法的问题。杨老师认为调查过程中的关键两点是进入和获取真相。杨老师说，进入现场往往要依靠各种社会关系，在进入现场时一般要模糊自己的研究目的，防止地方政府的高度戒备带来的不便；一旦进入就切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做长期的追踪调查。杨老师讲的“获取真相”是指一种“意义的真实”，是被建构过的。要想尽可能高程度的获取真相，杨老师强调要进行多维、多方的调查，以此完成事实和真相的“拼接”。此外，跟农民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叙旧性质的聊天会呈现出更真实的状况；与农民的长期联系也能让调查者得以从生活史的角度切入，以农民的生命过程为线索。生活史切入的好处是，一来每个人当前的形态状况都与其生命历程高度相关，二来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也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变迁的微观投射。
在关于方法论的探讨之后，杨老师抛出了第二个大层面的问题：我们要以一种宏观的视野看待农村问题，将国家、乡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三方面结合起来。杨老师指出了村干部的三种角色：国家的代理人、社区的守望者以及家庭的代表。这三种角色之间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是内部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农村中讲的“道义”有时跟意识形态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也是后来精英选拔过程中村干部痞子化与老板化的一个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村干部的角色也相应的发生了改变，国家力量的退出与意识形态的淡化与选拔村干部的标准实用化是一个大的趋势。
杨老师还分析了体制对现阶段农村问题的影响，这主要涉及到现行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现行政治体制可以称之为压力型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这种问责制导致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而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事务被纳入考核标准，中央握着地方政府官员的乌纱帽，因而实现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在现行财政体制中，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数额大、增长稳定的税种被划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而涉农、零星税等不好收取或数额较小的税种则划归地方政府所有。这就导致了每级政府都必须“自己安排收支，自求财政平衡”，即要通过自己“找饭吃”来维持生存，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谋利倾向，各级政权的利益意识也因此空前觉醒。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地方财政也是分灶吃饭，但是每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都有下一级政府通过上缴自己部分财政收入（或税收）所做的贡献。因此，谋求生存和争取更好的生存就成了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目标，结果这种共同利益就将地方各级政府捆绑在一起，使得省以下的每级政权在谋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可以期待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这又导致每个层面的政府都可以有一个充分的自主空间。正是在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微妙关系之中，农村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讲座现场 杨老师的讲座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四点半，提问环节老师和同学们也是热情高涨。必威betway平台、武汉大学以及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们向杨老师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必威·BETWAY方长春老师也根据自身的田野调查经历与杨老师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探讨。
杨善华老师首先分享了农村调查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杨老师强调，目前农村调查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学者往往用自己的想法替代农民的想法。杨老师举了四川宜宾农村调查过程的一个例子，生动形象的阐述了这一论题：当地农村养老主要靠“吃转饭”，即老人在不同子女家中轮流居住直至去世。而老人每次在每个家庭中居住的时间长度总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减少，从每次住三个月一直到八十岁以上的每次住一个月。平原地区交通方便，一月一次的交接工作尚可理解，那么在把老人背上背下的山区中每月一次的交接就是很难想象的了。所以调查者不免好奇，为什么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每次居住时间呢？这似乎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但这恰恰就是农民理性的存在。老人年纪越大，就越随时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危险，倘若每次在一个孩子家中居住时间过长，那么老人的去世就越可能“便宜下家”。相比于城市人口，农民没有钱，但是他们却拥有大量的时间和力气，这也提示我们要用农民的想法来理解农民，而不是想当然的“推己及人”。
主讲人：杨善华教授
主持人：吴愈晓教授
在关于方法论的第二个部分中，杨老师主要探讨了调查方法的问题。杨老师认为调查过程中的关键两点是进入和获取真相。杨老师说，进入现场往往要依靠各种社会关系，在进入现场时一般要模糊自己的研究目的，防止地方政府的高度戒备带来的不便；一旦进入就切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做长期的追踪调查。杨老师讲的“获取真相”是指一种“意义的真实”，是被建构过的。要想尽可能高程度的获取真相，杨老师强调要进行多维、多方的调查，以此完成事实和真相的“拼接”。此外，跟农民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叙旧性质的聊天会呈现出更真实的状况；与农民的长期联系也能让调查者得以从生活史的角度切入，以农民的生命过程为线索。生活史切入的好处是，一来每个人当前的形态状况都与其生命历程高度相关，二来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也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变迁的微观投射。
在关于方法论的探讨之后，杨老师抛出了第二个大层面的问题：我们要以一种宏观的视野看待农村问题，将国家、乡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三方面结合起来。杨老师指出了村干部的三种角色：国家的代理人、社区的守望者以及家庭的代表。这三种角色之间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是内部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农村中讲的“道义”有时跟意识形态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也是后来精英选拔过程中村干部痞子化与老板化的一个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村干部的角色也相应的发生了改变，国家力量的退出与意识形态的淡化与选拔村干部的标准实用化是一个大的趋势。
杨老师还分析了体制对现阶段农村问题的影响，这主要涉及到现行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现行政治体制可以称之为压力型体制，“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这种问责制导致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而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事务被纳入考核标准，中央握着地方政府官员的乌纱帽，因而实现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在现行财政体制中，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数额大、增长稳定的税种被划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而涉农、零星税等不好收取或数额较小的税种则划归地方政府所有。这就导致了每级政府都必须“自己安排收支，自求财政平衡”，即要通过自己“找饭吃”来维持生存，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谋利倾向，各级政权的利益意识也因此空前觉醒。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地方财政也是分灶吃饭，但是每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都有下一级政府通过上缴自己部分财政收入（或税收）所做的贡献。因此，谋求生存和争取更好的生存就成了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目标，结果这种共同利益就将地方各级政府捆绑在一起，使得省以下的每级政权在谋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可以期待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这又导致每个层面的政府都可以有一个充分的自主空间。正是在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微妙关系之中，农村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讲座现场
文本：杨医铭（必威·BETWAY社会学专业 大三）
摄影：郭 未（必威·BETWAY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副教授）
摄影：郭 未（必威·BETWAY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