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17日，由必威betway平台慈善学院与社会建设学院主办的“面向农民工的社会服务经验交流会”在必威·BETWAY举行，来自全国的19家社工机构的40余名代表与学者们一起，围绕“实践智慧与专业理念”主题，分享经验，探讨迷思，畅议未来。
会议由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彭华民教授主持，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教授致开幕词，特邀点评专家有中山大学万向东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郑广怀老师、华东师范大学薛红老师、《社会工作》主编邹鹰先生、必威betway平台刘林平教授。 
服务经验：对象同质，形式创新
与会社工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及内容虽然比较相似，包括工友维权、新生代女工的自我保护与发展、流动留守儿童的学习和心理健康等，但在具体服务形式上有很多创新，让同行和专家很受启发。
19家与会机构中，有七八家都面向流动、儿童，分享了多形式的助学、心理辅导、兴趣小组。合肥爱邻社会工作服务社的“成长相伴”项目，采用“社工+义工”双工互动模式，当地的大学生义工和社工一起，以城市融入为立足点，帮助6~12岁流动儿童进行学习习惯养成，有意思的是，这个习惯养成首先从父母孩子共同改造学习环境、在家里安放一张书桌开始，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家庭只需申请，便可得到“爱邻社工”的免费帮助。荆州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黄君，以自己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的亲身经历提醒，留守儿童早年情感缺失、依恋缺失的负面影响往往“潜伏期”很长，甚至成年后才会显现，社工服务如何面对、解决这个深层次问题？
新生代女农民工与上一代相比，更具个性，更看重自我价值和实现，自我诉求也更加多元。东莞横沥隔坑社区服务中心的徐谭翠莲女士认为，社工机构要在东莞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多男少的情境中，关注、理解新生代女农民工遭受的“性”伤害（人流手术），对这一群体进行更多的性知识的普及和引导。惠州家友社工的“红紫荆女工服务系列计划”，则系统地包括了外来女工生殖健康计划、幸福家庭成长计划、外来女工社会交往增强计划，旨在帮助女工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赢得社会支持。
产业园区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交往、生活的重要场域，面向农民产业工人的社工机构有收获也有反思。佛山博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出了“双社区融入”模式，一是打造产业园社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基于工作场所的融入通道和参与平台，增强其对产业园区及企业的归属感；二是服务街道社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基于生活场所的服务渠道和沟通平台，增强其与本地居民的交流和对生活社区的归属感。成都高新区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虽然有政府购买项目兜底，但也明白困难与挑战在于：（1）产业工人社区的特殊性，没有合适可供参考和学习的有效模式，所有服务内容和方向皆根据项目自身多年运行的经验和对社区情况的具体了解来制订，缺乏相应的指导，在应对变化和风险方面有极大的不足；（2）项目资金来源单一，全部依赖于政府出资，增加了项目的风险，影响项目持续发展；（3）服务对象流动性大，社区建设阶段周期循环，社区建设成果难以持久，同时也易造成资源的浪费；（4）工作成果难以呈现或流失，对员工积极性造成极大影响，离职更新快，造成工作团队不稳定。
从赋权的视角出发，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长沙工之友服务中心都强调弱势群体与利益群体平等参与，共同协商的“参与式发展”。 “龙祥社工”开展的“易客家族”互联网+青工技能交换项目，鼓励企业职工自助互助式的技能交换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昂贵的培训费、刻板的学习方式、难以协调的时间等问题，为企业职工建立了新型、有效、灵活的学习平台；既为企业职工搭建发挥“一技之长”的平台，也为参与者结交良师益友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有利于培育社区骨干力量，促进社区参与。苏州星星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鼓励工友借助文学叙事、社区剧场记录自己的维权过程，内部刊物《工友通讯》发表了工友原创文章500余篇；与工友们一同创作歌曲、小品等文艺节目二十多种，其中歌曲16首，公益性文艺演出二十多场次，受众超过两万人。成都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我看·成都生活”城市外来务工家庭影像志项目，鼓励农民工通过影像记录进行自我表达、自我展示。
面临问题：社会理解，资金支持
虽然社工机构有很多创新性的做法，但也深感，农民工群体境遇的改善并不明显，困难有两个：一是社会理解和支持，甚至有些农民工对服务、服务人员都持戒备心理；二是资金来源有限，公益创投、政府购买项目对很多新生的、规模较小、影响力有限的社工机构来说，都走不通，机构运行捉襟见肘。
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的罗筱媛女士分享了“个案管理服务模式”。医院在康复服务中发现，对工伤民工来说，重建回归工作岗位、回归社会的能力与信心，重要但很困难。因此，从2005年开始，医院推行个案管理模式，引入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个案管理员”即院内社工，她们以患者的需要为核心，在康复团队中扮演多元角色。主要工作方法及内容包括个案辅导（伤残适应辅导 、工伤保险政策/残疾人服务政策、家庭/公司关系协调 、工作安置/未来生计）、小组辅导（伤后适应小组、伤后生活重建小组、出院准备计划小组）、院内社区营造（休闲兴趣小组、同侪支持/工伤互助组、志愿服务培训）、院外社区融合（社会适应训练 、社区资源链接、电话跟进/社区探访）。
罗筱媛反映，在“个案管理服务模式”中，最尴尬和艰难的是对患者进行社会适应训练，一大批坐着轮椅、带着面具的患者出现在飞机场、地铁站、市民广场等公共场合，总会惹来异样的目光，或让管理方为难，但她坚持这样做，认为这不仅锻炼了患者，也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倡议，呼吁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强调相关的政府责任。
常州青武家园青少年服务中心坦言，机构曾经连帮一个流动儿童与父母一起看次电影的钱都没有，工作人员不得不自掏腰包。高淳淳文公益教育戏称自己为扎根农村的“纯草根”，没有区、街道的公益创投，没有政府的服务购买，没有大学和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但发言人孔辉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村官，认为大学生村官先赋的自愿性质，使其与社工殊途同归；而且，大学生村官熟悉当地情况，开展社会调查更为顺手，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泰州乐助”反映的调查困难问题。目前，“淳文公益”已有40名大学生村官，以社工实习基地的形式与包括南大在内的几家高校进行了组织对接，但孔辉也担忧，只讲情怀，没有资金，没有生存，何谈服务。南京溧水小博士心灵驿站汤绿香女士，不得不靠自己创办的4家培训学校、1家幼儿园的收入支持公益项目。
未来发展：赋权为本，知行合一
在热烈的讨论中，与会的学者表示了对一线工作的敬意，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彭华民教授指出，社工理念应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社工的专业化经历了“倡导”，到“倡导+服务”，再到“倡导+服务+研究”的发展，应该明白社工不是全能的，要与其他人合作；社工也无法取代其他职业，而是与其他职业结合。彭教授同时也肯定了一些社工机构将赋权、推动与参与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模式。
万向东教授肯定了佛山博睿的“双社区融入”模式，认为其延续了马克思、芝加哥学派的思考，研究农民工生产和生活隔离、移民和本地人隔离双重隔离，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郑广怀教授对“知与行的断裂”表示焦虑：为什么研究农民工的学者那么多，农民工群体境遇却没有多少改善？为什么研究者那么多，行动者那么少？学者只有理念没有行动，社工只有行动没有理念，需要思考和转变。
王瑞鸿老师提出，农民工境遇改善成效不显著，去除结构性、制度性问题，是不是可以审视下自己是否在做真正的社工？其实很多的问题，前人已经解决过，希望一线社工能够多数书，并推荐阅读巴西教育家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同时，他希望建立“赋权为本”的社会工作，认为循证社工认为有失偏颇。
《社会工作》主编邹鹰先生认为，社会工作不能一直在西方的理论方法内打转转，社工的本土实践智慧已经到了该提炼的时候，实践要与专业理念相结合，理念要上升到理论，要构建本土化的社工理论。
刘林平教授从方法论角度提出，新技术革命、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将冲击许多传统行业，包括社工、医学。社工要发展，必须将个体经验上升到科学层面，用数据来支持工作，而非仅限于个体经验；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社工干预的效果如何？ 如何评估介入的效果？客观、科学的评价，是社工发展很重要的事情。将成绩摆出来，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是否真正提高了效率？怎么正确归因？因果关系是什么？这种客观的工作方式、方法，有利于总结经验，取精华，去糟粕，要多与西方的理论、方法、技术对话。
供稿：社论团队
会议由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彭华民教授主持，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教授致开幕词，特邀点评专家有中山大学万向东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郑广怀老师、华东师范大学薛红老师、《社会工作》主编邹鹰先生、必威betway平台刘林平教授。
与会社工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及内容虽然比较相似，包括工友维权、新生代女工的自我保护与发展、流动留守儿童的学习和心理健康等，但在具体服务形式上有很多创新，让同行和专家很受启发。
19家与会机构中，有七八家都面向流动、儿童，分享了多形式的助学、心理辅导、兴趣小组。合肥爱邻社会工作服务社的“成长相伴”项目，采用“社工+义工”双工互动模式，当地的大学生义工和社工一起，以城市融入为立足点，帮助6~12岁流动儿童进行学习习惯养成，有意思的是，这个习惯养成首先从父母孩子共同改造学习环境、在家里安放一张书桌开始，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家庭只需申请，便可得到“爱邻社工”的免费帮助。荆州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黄君，以自己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的亲身经历提醒，留守儿童早年情感缺失、依恋缺失的负面影响往往“潜伏期”很长，甚至成年后才会显现，社工服务如何面对、解决这个深层次问题？
新生代女农民工与上一代相比，更具个性，更看重自我价值和实现，自我诉求也更加多元。东莞横沥隔坑社区服务中心的徐谭翠莲女士认为，社工机构要在东莞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多男少的情境中，关注、理解新生代女农民工遭受的“性”伤害（人流手术），对这一群体进行更多的性知识的普及和引导。惠州家友社工的“红紫荆女工服务系列计划”，则系统地包括了外来女工生殖健康计划、幸福家庭成长计划、外来女工社会交往增强计划，旨在帮助女工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赢得社会支持。
产业园区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交往、生活的重要场域，面向农民产业工人的社工机构有收获也有反思。佛山博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出了“双社区融入”模式，一是打造产业园社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基于工作场所的融入通道和参与平台，增强其对产业园区及企业的归属感；二是服务街道社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基于生活场所的服务渠道和沟通平台，增强其与本地居民的交流和对生活社区的归属感。成都高新区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虽然有政府购买项目兜底，但也明白困难与挑战在于：（1）产业工人社区的特殊性，没有合适可供参考和学习的有效模式，所有服务内容和方向皆根据项目自身多年运行的经验和对社区情况的具体了解来制订，缺乏相应的指导，在应对变化和风险方面有极大的不足；（2）项目资金来源单一，全部依赖于政府出资，增加了项目的风险，影响项目持续发展；（3）服务对象流动性大，社区建设阶段周期循环，社区建设成果难以持久，同时也易造成资源的浪费；（4）工作成果难以呈现或流失，对员工积极性造成极大影响，离职更新快，造成工作团队不稳定。
从赋权的视角出发，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长沙工之友服务中心都强调弱势群体与利益群体平等参与，共同协商的“参与式发展”。 “龙祥社工”开展的“易客家族”互联网+青工技能交换项目，鼓励企业职工自助互助式的技能交换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昂贵的培训费、刻板的学习方式、难以协调的时间等问题，为企业职工建立了新型、有效、灵活的学习平台；既为企业职工搭建发挥“一技之长”的平台，也为参与者结交良师益友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有利于培育社区骨干力量，促进社区参与。苏州星星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鼓励工友借助文学叙事、社区剧场记录自己的维权过程，内部刊物《工友通讯》发表了工友原创文章500余篇；与工友们一同创作歌曲、小品等文艺节目二十多种，其中歌曲16首，公益性文艺演出二十多场次，受众超过两万人。成都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我看·成都生活”城市外来务工家庭影像志项目，鼓励农民工通过影像记录进行自我表达、自我展示。
面临问题：社会理解，资金支持
虽然社工机构有很多创新性的做法，但也深感，农民工群体境遇的改善并不明显，困难有两个：一是社会理解和支持，甚至有些农民工对服务、服务人员都持戒备心理；二是资金来源有限，公益创投、政府购买项目对很多新生的、规模较小、影响力有限的社工机构来说，都走不通，机构运行捉襟见肘。
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的罗筱媛女士分享了“个案管理服务模式”。医院在康复服务中发现，对工伤民工来说，重建回归工作岗位、回归社会的能力与信心，重要但很困难。因此，从2005年开始，医院推行个案管理模式，引入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个案管理员”即院内社工，她们以患者的需要为核心，在康复团队中扮演多元角色。主要工作方法及内容包括个案辅导（伤残适应辅导 、工伤保险政策/残疾人服务政策、家庭/公司关系协调 、工作安置/未来生计）、小组辅导（伤后适应小组、伤后生活重建小组、出院准备计划小组）、院内社区营造（休闲兴趣小组、同侪支持/工伤互助组、志愿服务培训）、院外社区融合（社会适应训练 、社区资源链接、电话跟进/社区探访）。
罗筱媛反映，在“个案管理服务模式”中，最尴尬和艰难的是对患者进行社会适应训练，一大批坐着轮椅、带着面具的患者出现在飞机场、地铁站、市民广场等公共场合，总会惹来异样的目光，或让管理方为难，但她坚持这样做，认为这不仅锻炼了患者，也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倡议，呼吁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强调相关的政府责任。
常州青武家园青少年服务中心坦言，机构曾经连帮一个流动儿童与父母一起看次电影的钱都没有，工作人员不得不自掏腰包。高淳淳文公益教育戏称自己为扎根农村的“纯草根”，没有区、街道的公益创投，没有政府的服务购买，没有大学和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但发言人孔辉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村官，认为大学生村官先赋的自愿性质，使其与社工殊途同归；而且，大学生村官熟悉当地情况，开展社会调查更为顺手，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泰州乐助”反映的调查困难问题。目前，“淳文公益”已有40名大学生村官，以社工实习基地的形式与包括南大在内的几家高校进行了组织对接，但孔辉也担忧，只讲情怀，没有资金，没有生存，何谈服务。南京溧水小博士心灵驿站汤绿香女士，不得不靠自己创办的4家培训学校、1家幼儿园的收入支持公益项目。
未来发展：赋权为本，知行合一
在热烈的讨论中，与会的学者表示了对一线工作的敬意，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彭华民教授指出，社工理念应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社工的专业化经历了“倡导”，到“倡导+服务”，再到“倡导+服务+研究”的发展，应该明白社工不是全能的，要与其他人合作；社工也无法取代其他职业，而是与其他职业结合。彭教授同时也肯定了一些社工机构将赋权、推动与参与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模式。
万向东教授肯定了佛山博睿的“双社区融入”模式，认为其延续了马克思、芝加哥学派的思考，研究农民工生产和生活隔离、移民和本地人隔离双重隔离，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郑广怀教授对“知与行的断裂”表示焦虑：为什么研究农民工的学者那么多，农民工群体境遇却没有多少改善？为什么研究者那么多，行动者那么少？学者只有理念没有行动，社工只有行动没有理念，需要思考和转变。
王瑞鸿老师提出，农民工境遇改善成效不显著，去除结构性、制度性问题，是不是可以审视下自己是否在做真正的社工？其实很多的问题，前人已经解决过，希望一线社工能够多数书，并推荐阅读巴西教育家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同时，他希望建立“赋权为本”的社会工作，认为循证社工认为有失偏颇。
《社会工作》主编邹鹰先生认为，社会工作不能一直在西方的理论方法内打转转，社工的本土实践智慧已经到了该提炼的时候，实践要与专业理念相结合，理念要上升到理论，要构建本土化的社工理论。
刘林平教授从方法论角度提出，新技术革命、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将冲击许多传统行业，包括社工、医学。社工要发展，必须将个体经验上升到科学层面，用数据来支持工作，而非仅限于个体经验；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社工干预的效果如何？ 如何评估介入的效果？客观、科学的评价，是社工发展很重要的事情。将成绩摆出来，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是否真正提高了效率？怎么正确归因？因果关系是什么？这种客观的工作方式、方法，有利于总结经验，取精华，去糟粕，要多与西方的理论、方法、技术对话。
供稿：社论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