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日，必威·BETWAY“合美博士餐叙”第十五期在河仁楼的合美堂报告厅举行。必威betway平台历史学院梁晨副教授受邀演讲，此次演讲主题为“通过量化数据库来理解历史：以中国教育精英的长期社会来源研究为例（1865-2014）”，必威·BETWAY郭未副教授主持本次活动。参与本次讲座活动的有来自必威·BETWAY、历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等相关院系的师生。 
讲演开始前，郭未副教授从对社会学二级学科——人口学学科发展史的叙述引介到梁晨老师的重要科研合作者，著名的历史人口学家李中清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之子）的系列历史学与社会学及人口学的交叉研究成果，并特别谈及梁晨副教授与李中清教授那部引起学界甚至媒体与社会大众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著作《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之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进而引出了这次邀请到历史学学者梁晨副教授到必威·BETWAY开展本次讲座的现实和学术意义。
梁老师在演讲开始前表示很高兴能来必威·BETWAY开展这样的一个讲座活动，虽然教育研究可能或多或少地让步于教育学和社会学，但是对于历史学科来说，应该更加重视学术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方法和理论上更需要接受来自不同学科的声音。在十六世纪“科学革命”开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就开始出现了分化，自然科学更加注重求是，发现未知，而目前多数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更加推崇解释型学术，即对一个已知的社会事件进行理解和解释。但随着对史学的客观性产生怀疑以及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使得本来因以“求是”为宗旨的史学越来越不令人信服，而且在中国这个现象也越来越突出。洞悉于历史量化大数据则可以帮助我们挖掘出新的客观并深刻的事实，这些事实本身往往可以验证甚至挑战现有的理解和认识。其次，由于这类发现大多便于开展跨时段和地域文化的精确比较，能为我们掌握社会历史和人类行为提供一种更为全球化的理解。上个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历史量化数据库在收集、整理和构建方面出现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能够在求是和解释两种认识分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梁老师介绍了西方主要历史量化数据库有：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 (IPUMS)整合公共围观数据系列、Utah Population Database (UPDB)犹他人口数据库、BALSAC Population Database巴尔扎克人口数据库、Scanian Economic Demographic Database (SEDD)斯堪尼亚经济人口数据库，以及Historical Sample of the Netherlands (HSN)荷兰历史人口样本等。
梁老师在讲座中特别通过中国教育精英的长期社会来源这个主题来说明对历史量化数据库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努力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成果。基于中国是全球大国中唯一具有长期精英教育传统和相关群体的国家，梁老师的研究团队与多方合作并积极建立一个基于个人层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400,000人的社会与地区来源及其生涯的数据库，其包括：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1644-1911）、大部分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12-1949）、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毕业生和众多中国211工程大学的校友（1949-）。而在本次报告中，梁老师则集中探讨了1865-2014年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社会来源的转变。初步研究发现：在过去150年，以最具优势的中国职业群体的社会来源而论，中国的教育精英来自截然不同的区域和职业背景，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1）1865-1905：科举成功者子弟。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民国之前，超过70%高等教育精英主要来自科举成功者，多数为三代以内有举人或进士的家庭的孩子。
（2）1906-1952：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 晚清到民国时期，60%以上是从事商业活动和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律师等群体子弟，尤其在北京、上海以及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中，比例更为明显。
（3）1953-1993：无产阶级子弟。建国后，最明显的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子弟。
（4）1994-2014：有产与无产阶级子弟。随着教育收费制以及高等教育开始扩招等改革后，出现了有产和无产阶级子弟并存现象，而且在不同的学校情况差别很明显。
梁晨老师还专门谈到其研究团队自2003年起，根据1952-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片，建立了本科生信息电子数据库，而两校的数据库共有约15万本科毕业生的资料，他们将这15万本科生的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分析显示出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人、农民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但在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自2003年起，全国大多数“211”工程以上大学开始推广自主招生政策，自主招生计划数最初设定在5%左右，但随后迅速上升，例如2007和2008年某国家级精英大学中自主招生人数已经达到新生人数的30%。在苏大和北大，来自蓝领家庭的学生比例保持相对稳定，来自农民家庭的比例和人数，尤其在自主招生中明显下降。
梁老师在演讲行将结束时提到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ecle）》一书，讨论了中国现阶段的不平等现象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关系，在中外比较的视野下考虑中国知识精英的社会转型，认为我们所目睹的不平等相似性中包含着本质的显著区别。
梁老师演讲结束后，郭未老师以其研究主题内容为例，对历史学和社会学在量化研究范式和具体计量方法两个层面的异与同进行了解读，并就量化历史数据库构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数据缺失与处理等问题与梁老师做了互动交流。接下来，来自必威·BETWAY的吴愈晓教授、商学院经济系的耿强教授、以及必威·BETWAY、法学院等院系的其他师生与梁老师就高等教育在阶级和地区间公平的内涵、量化历史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积极的交流讨论，大家都希冀于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能在量化研究的框架之内有良好的合作，为大众更加清楚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提供启示与帮助。 
撰文：任为（必威·BETWAY人口学专业研究生）
摄影：黄蕾晔（必威·BETWAY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
梁老师在演讲开始前表示很高兴能来必威·BETWAY开展这样的一个讲座活动，虽然教育研究可能或多或少地让步于教育学和社会学，但是对于历史学科来说，应该更加重视学术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方法和理论上更需要接受来自不同学科的声音。在十六世纪“科学革命”开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就开始出现了分化，自然科学更加注重求是，发现未知，而目前多数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更加推崇解释型学术，即对一个已知的社会事件进行理解和解释。但随着对史学的客观性产生怀疑以及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使得本来因以“求是”为宗旨的史学越来越不令人信服，而且在中国这个现象也越来越突出。洞悉于历史量化大数据则可以帮助我们挖掘出新的客观并深刻的事实，这些事实本身往往可以验证甚至挑战现有的理解和认识。其次，由于这类发现大多便于开展跨时段和地域文化的精确比较，能为我们掌握社会历史和人类行为提供一种更为全球化的理解。上个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历史量化数据库在收集、整理和构建方面出现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能够在求是和解释两种认识分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梁老师介绍了西方主要历史量化数据库有：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 (IPUMS)整合公共围观数据系列、Utah Population Database (UPDB)犹他人口数据库、BALSAC Population Database巴尔扎克人口数据库、Scanian Economic Demographic Database (SEDD)斯堪尼亚经济人口数据库，以及Historical Sample of the Netherlands (HSN)荷兰历史人口样本等。
梁老师在讲座中特别通过中国教育精英的长期社会来源这个主题来说明对历史量化数据库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努力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成果。基于中国是全球大国中唯一具有长期精英教育传统和相关群体的国家，梁老师的研究团队与多方合作并积极建立一个基于个人层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400,000人的社会与地区来源及其生涯的数据库，其包括：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1644-1911）、大部分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12-1949）、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毕业生和众多中国211工程大学的校友（1949-）。而在本次报告中，梁老师则集中探讨了1865-2014年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社会来源的转变。初步研究发现：在过去150年，以最具优势的中国职业群体的社会来源而论，中国的教育精英来自截然不同的区域和职业背景，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1）1865-1905：科举成功者子弟。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民国之前，超过70%高等教育精英主要来自科举成功者，多数为三代以内有举人或进士的家庭的孩子。
（2）1906-1952：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 晚清到民国时期，60%以上是从事商业活动和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律师等群体子弟，尤其在北京、上海以及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中，比例更为明显。
（3）1953-1993：无产阶级子弟。建国后，最明显的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子弟。
（4）1994-2014：有产与无产阶级子弟。随着教育收费制以及高等教育开始扩招等改革后，出现了有产和无产阶级子弟并存现象，而且在不同的学校情况差别很明显。
梁晨老师还专门谈到其研究团队自2003年起，根据1952-2002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片，建立了本科生信息电子数据库，而两校的数据库共有约15万本科毕业生的资料，他们将这15万本科生的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分析显示出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人、农民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但在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自2003年起，全国大多数“211”工程以上大学开始推广自主招生政策，自主招生计划数最初设定在5%左右，但随后迅速上升，例如2007和2008年某国家级精英大学中自主招生人数已经达到新生人数的30%。在苏大和北大，来自蓝领家庭的学生比例保持相对稳定，来自农民家庭的比例和人数，尤其在自主招生中明显下降。
梁老师在演讲行将结束时提到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ecle）》一书，讨论了中国现阶段的不平等现象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关系，在中外比较的视野下考虑中国知识精英的社会转型，认为我们所目睹的不平等相似性中包含着本质的显著区别。
梁老师演讲结束后，郭未老师以其研究主题内容为例，对历史学和社会学在量化研究范式和具体计量方法两个层面的异与同进行了解读，并就量化历史数据库构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数据缺失与处理等问题与梁老师做了互动交流。接下来，来自必威·BETWAY的吴愈晓教授、商学院经济系的耿强教授、以及必威·BETWAY、法学院等院系的其他师生与梁老师就高等教育在阶级和地区间公平的内涵、量化历史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积极的交流讨论，大家都希冀于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能在量化研究的框架之内有良好的合作，为大众更加清楚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提供启示与帮助。
撰文：任为（必威·BETWAY人口学专业研究生）
摄影：黄蕾晔（必威·BETWAY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