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必威·BETWAY博士生餐叙第十四 期在合美堂报告厅举行。本次餐叙邀请到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他的讲演题目是“试谈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必威·BETWAY副院长成伯清教授主持，周晓虹院长、吴愈晓副院长及众多师生聆听了这次讲演，并跟周飞舟教授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和交流。 
当前政府行为研究的不足
当前的政府行为研究主要包括两类：1）以项目制为主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重点强调政府项目的实际运作过程。2）以政府治理为主的组织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政府部门之间和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前政府行为研究存在的两点缺陷是，1）解释结构过于正式化和制度化，2）政府研究的“公司化”假说。
第一个缺陷是学术解释仅仅关注利益和权力的交换，这种过于正式化的制度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政府行为。实际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判断，往往要比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更为灵敏。比如，对于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机制或动员机制，学者们经常会做出过于科层化的解释，认为这种机制是很高效的科层制运作。但政府内部官员却很清楚，这种高效率动员的背后经常是隐瞒、谎报和浮夸。于是，这就造成了学术与现实的脱节和差距，原因就在于制度化的解释遗漏了现实中的很多重要的非正式的东西。
第二个缺陷是学者们过于运用管理学、组织学来分析政府行为，因而假定了政府的“公司化”运作。政府行为经常是纯行政的手段，而不是完全公司化的市场运作；公司化只是其结果，其逻辑却并不是公司化的。因而政府行为的公司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公司化的逻辑来分析政府行为。
这些缺陷导致的后果是，解释的简单化和技术化。比如委托代理问题，虽然可以用复杂的信息不对称模型来处理，但是，信息不对称在学术中实际上被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因为科层制中的信息流通，除了正式渠道之外，还有非正式渠道，很多重要信息往往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动的。而且，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还会进入到政治决策之中，对政治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
主要关注科层结构的制度分析，由于对非正式关系缺乏关注或理解不够而离现实太远。我们通常将非正式关系视为是不重要的、次要的、落后的，是政府行为不足的地方。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方面却是研究和理解政府行为最为重要的地方。比如周老师做过的一项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在饥荒中的正式行为逻辑是“对上隐瞒、对下救助”，但上级政府（如省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饥荒情况往往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了解的，由此才提供了相应的救助。另一个例子是周老师指导其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他指出，项目制研究大都关注项目的运作过程，而不太重视项目申请环节，这一环节也是很难“看见的”。该项研究则表明，政府是通过非正式会议或“撮合会”的形式解决项目申请问题的，而非正式会议又往往没有任何会议记录可查。倘若没有申请阶段的非正式会议，项目制的运作可能就会存在很大问题，使其难以实施。
从上述有关政府行为研究的不足中可以看出，非正式关系和非正式运作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目前的学术研究虽然也会关注非正式关系，却经常会犯还原论错误，过于将非正式关系还原为权力和利益交换。这种还原论将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关系都被视为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其不同在于，正式制度是公共性的、具有正当性的，而非正式关系则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是缺乏正当性的。这种研究强调的是非正式关系对正式制度的侵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县干部研究。这种还原论错误的不足在于，它预设了非正式关系的不正当性，而且也仍然是一种技术化分析，比如将组织分析转变为网络分析，但二者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区别。
与这种还原论错误不同，周老师认为，我们应该正面讨论非正式关系的性质，尤其是其正当性。而要理解和认识非正式关系的正当性，就需要历史的维度，因为这种正当性便是源自于我们的历史传统。
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不随历史而变的非正式关系及其行动伦理
传统中国的官僚制不同于韦伯的现代科层制，它依赖于大量的非正式关系而非正式制度。传统官僚制中的重要内容是官员选拨制，从推举到科举，越来越偏向于以经取士。这些人因为精通四书五经而非政治经验而直接当官，因而是政治的外行人；流官制使其到异地当官，因而是外乡人。周老师将这种外行人、外乡人当官的传统官僚制简称为“二外政治”。
这些官员的为官之道体现在各种官箴书之中，官箴书最早出现在北宋，成熟于明代，主要是写给子孙后代和亲朋好友看的。在官箴书中，讨论最多的是选人，比如要知人善任、会拉关系或对于恶吏的恩威并施，很少讨论组织制度的设计和完善。而且，官箴书中还有很多道德说教和道德训诫，主要是四书五经的操作化和具体化。可见，官箴书主要讨论的是人及其品质，而不是制度。人的道德品质和非正式关系是传统政治的运作核心，周老师用“剥香蕉”的比喻来形容传统政治的这一特征：皇帝、宰相和其它高级官吏都会将自己中意的人先留任身边，然后再派出，派出的空间距离是从近到远，派给的任务是从不重要的事到最重要的事。
现代制度分析则将政府或政府部门视为是单独的、拟人化的行动者，不太看重政府内部的每个个人。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便是用西方组织学来讨论中国传统政府。比如，他从组织学角度看，传统政府存在的问题是叠床架屋问题，也即权责不清、互相扯皮；但从官箴书中来看，传统政府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高绩效，而是要解决信任和权力分配问题。现代制度分析强调的是职位和角色，而不是扮演角色的人。但在中国政治中，不同人扮演这个角色则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不同人担任一把手会使该政府或部门发生很大变化。
缺乏对于传统政治中的人格化、非正式关系等特点的充分认识，正是当前政府行为研究存在上述不足的原因。现代官员的行为不同于公司CEO，CEO的考虑仅仅以绩效为主，还可以辞退员工。跟公司CEO不同，官员的目标不只是绩效，甚至也不主要是绩效，而是具有多重目标。比如不出事可能比绩效还重要，要避免制造敌人和负面新闻，不能辞退人，要在各种阻碍中顺利办事，如何维持上级对自己的正面评价，等等。无论传统官员，还是现代官员，他们都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各种“顾虑”。官员虽然具有自由裁量权，但却并非是任意而为的，他们也受到诸多约束，尤其是非正式约束，他们也有诸多难处，因而做事谨小慎微。
为了说明现代官员的非正式行为及其背后的伦理意涵，周老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一名40岁的女下属跟领导说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以便备孕，领导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她每天上班迟来或早走1小时的要求；她怀孕后，又说高龄产妇要做好保胎工作，于是领导又不高兴地同意了他每周上两天班的要求。这领导很困惑，他虽然不高兴但为何感到自己不能拒绝她的请求呢？周老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官员的期待是不能“不近人情”，而高龄生子正是难以让人拒绝的“人情”。此外，周老师还指出，人情、面子、关系等传统概念本身只是概括和描述，而不是解释，社会学的解释应该分析这些现象和概念背后的伦理和“道理”。
另一个例子，是孙立平教授在“软硬兼施”一文中讲述的故事。一名基层官员在收花生时，老农不愿意上交；官员说：“你就当我是乞丐吧”，老农便同意交了。孙立平教授将其解释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也就是说，这是官员对于情境的重新界定，是权力技术对于非正式资源的利用。但周飞舟老师认为，这一思路对于老农的解释太简单了。实际上，老农不是在进行博弈，也不是被骗了，而是基层干部顺从了农民的“道理”。老农与基层官员之间，不是权力、利益的交换，而是以伦理或“道理”为约束和导向的运作。
于是，对于非正式关系和非正式运作的研究，需要探寻其背后的行动伦理，以及行动伦理对于非正式关系的导向作用。要进入历史传统的脉络，去理解行动者的意义，而不是将各种现象都视为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当前学界虽然对于历史维度开始有所重视，但对于历史传统中非正式关系的性质仍然缺乏认识。很多学者将将现代社会中的不相融因素视为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视为是传统社会或农耕社会的残留，并且是会逐渐消失的。这种取向事先已经假定了超历史的标准和态度，是居高临下地审视历史，实际上是反历史的。这种反历史的历史取向将会导致我们忽视历史因素对于当下经验的影响，因而我们不应该去掉历史因素，而应该思考如何理解非正式关系背后的历史传统和伦理价值，及其对于当下经验的影响。就政府行为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经验研究去理解政府行 为和官员行为的伦理规范，将其放到历史的意义脉络中去真正理解它。
当我们从伦理的高度看待非正式关系时，就会看到，它为何一直难以消除，为何一直是影响当下的因素。虽然传统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只是被认同的理想而不是完全实现的现实。但我们在认识现实时，不能太现实；理想不能实现，不等于理想不能影响现实；理想对现实的影响，正是以不能实现的方式进行的。要认识理想，应该从不能实现的部分开始，理想中不能实现的部分也正是跟所谓的“劣根性”联系在一起的。孔子所谓“其过斯知仁矣”，便是告诉我们，要通过一个人的错误去认识他。比如，在中国传统的仁义伦理中，也许会产生狭隘自私的人（因为人是有差等和亲疏远近的），但基本不会出现无情无义、薄情寡义的冷酷的人，自私狭隘不同于薄情寡义。再如，中国人的不讲规矩，是跟其人格化的“义”联系在一起的。
评论与讨论
成伯清老师在评论中指出，周老师的努力可以视为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种新的探索。我们通常都是根据西方看中国，看到中国人的很多坏处，却看不到中国的核心，也看不到中国人的好处。正如钱穆所说，中国历史主要是写人，西方历史则更多的是讲事。但我们却过于借助西方化的事的思路理解中国人，周飞舟老师的思路正是要将人带回社会学，将人放到意义脉络中理解他的行为，并且是结合具体的政府行为研究来看待社会学的历史维度。但中国人的非正式运作和权宜性等延续至今的特点，也可能是难以理论化的，所谓“法无定法，存乎一心”。
在对诸多提问的回答中，周飞舟老师指出，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既有变化也有不变，社会学研究过于关注各种变化，而很少关注不变的部分。他主要关注的则是不变的部分，总会有不变的部分，而且不变的部分并不是不重要。要先理解不变，才能理解变化。行动伦理指的便是历史中的不变部分和核心部分，而不是不断变化的部分。对于行动伦理的认识，也是费老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初衷，但他只是开了个头。
我们当前对这部分的理解和把握还很不够，对这套行动伦理的理论认识不足，于是在经验研究中难以对具体现象给出恰当的解释。比如，哥们义气和桃园结义并非看似那么简单，作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典范，它们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对于现象的理解跟理论修养密切相关。看到经验现象，能否解释它，是以理论准备的深厚为基础的。对于个案的深入理解，在案例中看到什么，取决于你脑子里有什么。理论认识很重要，如果你只懂一种理论，比如只懂社会交换论的话，你看到的所有现象可能都是交换。
必威·BETWAY博士研究生 王佳鹏 供稿；郭未 供图
餐叙主持人：成伯清教授
餐叙主讲：周飞舟教授
周飞舟教授在开场白中指出，历史维度已经在当前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一定重视，比如成伯清老师最近的一篇文章，从理论角度讨论了历史维度或历史取向。但周飞舟老师将从经验研究的角度，主要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具体谈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在经验研究中，我们经常感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脱钩，因而需要回到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去寻找理解当前经验的启发性视角和思想资源。当前政府行为研究的不足
当前的政府行为研究主要包括两类：1）以项目制为主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重点强调政府项目的实际运作过程。2）以政府治理为主的组织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政府部门之间和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前政府行为研究存在的两点缺陷是，1）解释结构过于正式化和制度化，2）政府研究的“公司化”假说。
第一个缺陷是学术解释仅仅关注利益和权力的交换，这种过于正式化的制度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政府行为。实际上，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判断，往往要比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更为灵敏。比如，对于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机制或动员机制，学者们经常会做出过于科层化的解释，认为这种机制是很高效的科层制运作。但政府内部官员却很清楚，这种高效率动员的背后经常是隐瞒、谎报和浮夸。于是，这就造成了学术与现实的脱节和差距，原因就在于制度化的解释遗漏了现实中的很多重要的非正式的东西。
第二个缺陷是学者们过于运用管理学、组织学来分析政府行为，因而假定了政府的“公司化”运作。政府行为经常是纯行政的手段，而不是完全公司化的市场运作；公司化只是其结果，其逻辑却并不是公司化的。因而政府行为的公司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公司化的逻辑来分析政府行为。
这些缺陷导致的后果是，解释的简单化和技术化。比如委托代理问题，虽然可以用复杂的信息不对称模型来处理，但是，信息不对称在学术中实际上被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因为科层制中的信息流通，除了正式渠道之外，还有非正式渠道，很多重要信息往往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动的。而且，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还会进入到政治决策之中，对政治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
主要关注科层结构的制度分析，由于对非正式关系缺乏关注或理解不够而离现实太远。我们通常将非正式关系视为是不重要的、次要的、落后的，是政府行为不足的地方。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方面却是研究和理解政府行为最为重要的地方。比如周老师做过的一项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在饥荒中的正式行为逻辑是“对上隐瞒、对下救助”，但上级政府（如省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饥荒情况往往是通过非正式渠道了解的，由此才提供了相应的救助。另一个例子是周老师指导其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他指出，项目制研究大都关注项目的运作过程，而不太重视项目申请环节，这一环节也是很难“看见的”。该项研究则表明，政府是通过非正式会议或“撮合会”的形式解决项目申请问题的，而非正式会议又往往没有任何会议记录可查。倘若没有申请阶段的非正式会议，项目制的运作可能就会存在很大问题，使其难以实施。
从上述有关政府行为研究的不足中可以看出，非正式关系和非正式运作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目前的学术研究虽然也会关注非正式关系，却经常会犯还原论错误，过于将非正式关系还原为权力和利益交换。这种还原论将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关系都被视为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其不同在于，正式制度是公共性的、具有正当性的，而非正式关系则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是缺乏正当性的。这种研究强调的是非正式关系对正式制度的侵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县干部研究。这种还原论错误的不足在于，它预设了非正式关系的不正当性，而且也仍然是一种技术化分析，比如将组织分析转变为网络分析，但二者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区别。
与这种还原论错误不同，周老师认为，我们应该正面讨论非正式关系的性质，尤其是其正当性。而要理解和认识非正式关系的正当性，就需要历史的维度，因为这种正当性便是源自于我们的历史传统。
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不随历史而变的非正式关系及其行动伦理
传统中国的官僚制不同于韦伯的现代科层制，它依赖于大量的非正式关系而非正式制度。传统官僚制中的重要内容是官员选拨制，从推举到科举，越来越偏向于以经取士。这些人因为精通四书五经而非政治经验而直接当官，因而是政治的外行人；流官制使其到异地当官，因而是外乡人。周老师将这种外行人、外乡人当官的传统官僚制简称为“二外政治”。
这些官员的为官之道体现在各种官箴书之中，官箴书最早出现在北宋，成熟于明代，主要是写给子孙后代和亲朋好友看的。在官箴书中，讨论最多的是选人，比如要知人善任、会拉关系或对于恶吏的恩威并施，很少讨论组织制度的设计和完善。而且，官箴书中还有很多道德说教和道德训诫，主要是四书五经的操作化和具体化。可见，官箴书主要讨论的是人及其品质，而不是制度。人的道德品质和非正式关系是传统政治的运作核心，周老师用“剥香蕉”的比喻来形容传统政治的这一特征：皇帝、宰相和其它高级官吏都会将自己中意的人先留任身边，然后再派出，派出的空间距离是从近到远，派给的任务是从不重要的事到最重要的事。
现代制度分析则将政府或政府部门视为是单独的、拟人化的行动者，不太看重政府内部的每个个人。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便是用西方组织学来讨论中国传统政府。比如，他从组织学角度看，传统政府存在的问题是叠床架屋问题，也即权责不清、互相扯皮；但从官箴书中来看，传统政府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高绩效，而是要解决信任和权力分配问题。现代制度分析强调的是职位和角色，而不是扮演角色的人。但在中国政治中，不同人扮演这个角色则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不同人担任一把手会使该政府或部门发生很大变化。
缺乏对于传统政治中的人格化、非正式关系等特点的充分认识，正是当前政府行为研究存在上述不足的原因。现代官员的行为不同于公司CEO，CEO的考虑仅仅以绩效为主，还可以辞退员工。跟公司CEO不同，官员的目标不只是绩效，甚至也不主要是绩效，而是具有多重目标。比如不出事可能比绩效还重要，要避免制造敌人和负面新闻，不能辞退人，要在各种阻碍中顺利办事，如何维持上级对自己的正面评价，等等。无论传统官员，还是现代官员，他们都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各种“顾虑”。官员虽然具有自由裁量权，但却并非是任意而为的，他们也受到诸多约束，尤其是非正式约束，他们也有诸多难处，因而做事谨小慎微。
为了说明现代官员的非正式行为及其背后的伦理意涵，周老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一名40岁的女下属跟领导说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以便备孕，领导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她每天上班迟来或早走1小时的要求；她怀孕后，又说高龄产妇要做好保胎工作，于是领导又不高兴地同意了他每周上两天班的要求。这领导很困惑，他虽然不高兴但为何感到自己不能拒绝她的请求呢？周老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官员的期待是不能“不近人情”，而高龄生子正是难以让人拒绝的“人情”。此外，周老师还指出，人情、面子、关系等传统概念本身只是概括和描述，而不是解释，社会学的解释应该分析这些现象和概念背后的伦理和“道理”。
另一个例子，是孙立平教授在“软硬兼施”一文中讲述的故事。一名基层官员在收花生时，老农不愿意上交；官员说：“你就当我是乞丐吧”，老农便同意交了。孙立平教授将其解释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也就是说，这是官员对于情境的重新界定，是权力技术对于非正式资源的利用。但周飞舟老师认为，这一思路对于老农的解释太简单了。实际上，老农不是在进行博弈，也不是被骗了，而是基层干部顺从了农民的“道理”。老农与基层官员之间，不是权力、利益的交换，而是以伦理或“道理”为约束和导向的运作。
于是，对于非正式关系和非正式运作的研究，需要探寻其背后的行动伦理，以及行动伦理对于非正式关系的导向作用。要进入历史传统的脉络，去理解行动者的意义，而不是将各种现象都视为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当前学界虽然对于历史维度开始有所重视，但对于历史传统中非正式关系的性质仍然缺乏认识。很多学者将将现代社会中的不相融因素视为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视为是传统社会或农耕社会的残留，并且是会逐渐消失的。这种取向事先已经假定了超历史的标准和态度，是居高临下地审视历史，实际上是反历史的。这种反历史的历史取向将会导致我们忽视历史因素对于当下经验的影响，因而我们不应该去掉历史因素，而应该思考如何理解非正式关系背后的历史传统和伦理价值，及其对于当下经验的影响。就政府行为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经验研究去理解政府行 为和官员行为的伦理规范，将其放到历史的意义脉络中去真正理解它。
当我们从伦理的高度看待非正式关系时，就会看到，它为何一直难以消除，为何一直是影响当下的因素。虽然传统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只是被认同的理想而不是完全实现的现实。但我们在认识现实时，不能太现实；理想不能实现，不等于理想不能影响现实；理想对现实的影响，正是以不能实现的方式进行的。要认识理想，应该从不能实现的部分开始，理想中不能实现的部分也正是跟所谓的“劣根性”联系在一起的。孔子所谓“其过斯知仁矣”，便是告诉我们，要通过一个人的错误去认识他。比如，在中国传统的仁义伦理中，也许会产生狭隘自私的人（因为人是有差等和亲疏远近的），但基本不会出现无情无义、薄情寡义的冷酷的人，自私狭隘不同于薄情寡义。再如，中国人的不讲规矩，是跟其人格化的“义”联系在一起的。
评论与讨论
成伯清老师在评论中指出，周老师的努力可以视为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种新的探索。我们通常都是根据西方看中国，看到中国人的很多坏处，却看不到中国的核心，也看不到中国人的好处。正如钱穆所说，中国历史主要是写人，西方历史则更多的是讲事。但我们却过于借助西方化的事的思路理解中国人，周飞舟老师的思路正是要将人带回社会学，将人放到意义脉络中理解他的行为，并且是结合具体的政府行为研究来看待社会学的历史维度。但中国人的非正式运作和权宜性等延续至今的特点，也可能是难以理论化的，所谓“法无定法，存乎一心”。
在对诸多提问的回答中，周飞舟老师指出，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既有变化也有不变，社会学研究过于关注各种变化，而很少关注不变的部分。他主要关注的则是不变的部分，总会有不变的部分，而且不变的部分并不是不重要。要先理解不变，才能理解变化。行动伦理指的便是历史中的不变部分和核心部分，而不是不断变化的部分。对于行动伦理的认识，也是费老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初衷，但他只是开了个头。
我们当前对这部分的理解和把握还很不够，对这套行动伦理的理论认识不足，于是在经验研究中难以对具体现象给出恰当的解释。比如，哥们义气和桃园结义并非看似那么简单，作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典范，它们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对于现象的理解跟理论修养密切相关。看到经验现象，能否解释它，是以理论准备的深厚为基础的。对于个案的深入理解，在案例中看到什么，取决于你脑子里有什么。理论认识很重要，如果你只懂一种理论，比如只懂社会交换论的话，你看到的所有现象可能都是交换。
必威·BETWAY博士研究生 王佳鹏 供稿；郭未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