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下午2:00，第24期双社论坛（原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论坛）在必威·BETWAY河仁楼341室顺利展开，此次论坛的主要内容是由Mark Sidel 教授带来的题为“中国的境外非营利组织管理政策发展及其效果”的精彩讲座，这次讲座由必威·BETWAY助理研究员胡明博士主持与点评。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胡明博士向同学们简单介绍了Mark Sidel教授并热切欢迎Mark Sidel教授的到来。Mark Sidel教授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律及公共事物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慈善、国际非营利法以及第三部门的发展，他曾在多家公益基金会、非营利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担任理事和法律顾问职务，而这次讲座他也紧紧围绕自身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生动有趣的讲解。
Mark Sidel教授说，自己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出发来观察新法规体系运行一年之后的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状况，并考察政策执行的效果。他指出从2017年1月至现在，在中国新出台的海外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办法下，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的生存有赖于一个大背景：中国对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掌控”。目前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要在中国有所作为，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官方登记注册，二是临时活动，目前完成登记注册的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数量超过400个。
Mark Sidel教授认为，新法案的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更大的预见性，因为法案的实施使得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起效的渠道缩减的同时也降低了其灵活性；二是规则更加明晰化；三是使得先前法律地位不确定的一些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合法化；四是使得合作部门和公安部门的管理更清晰明确；五是极大的增加了公共安全管理的便利性。
同时，Mark Sidel教授也指出，在新法案实施框架下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是“不情愿的中国合作伙伴”；其次，法律规制了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活动领域，比如经济、教育、科技、健康、文化、运动、环境保护、慈善等；此外，新法规的一些要求和禁止显得很模糊，比如有关公共利益、合法宗教活动、国家安全与团结等，与此同时，由于监督和掌控力度的不断增大，境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如同生存于一个由规范所构成的盒子中，志愿活动也被限制在小范围内，这使其更像一个涉及安全的话题而不是关于公民和人道主义的话题；最后，对于已经在中国工作并且拥有强大精英关系的组织来说，他们的工作实施要相对容易。
紧接着Mark Sidel教授强调，除了上述不足之外，也有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大学需要开设与境外非营利组织法相关的专业或课程以及拓展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起效的路径等。
关于“中国未来10到20年间海外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的前景何在？”这个问题，Mark Sidel教授指出，未来将是更多的第三部门，更少的公民社会，境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领导层将更多的本土化以及更加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随后，胡明博士提到值得同学们探讨的两个问题，一正在发生的一个转向，即由公民社会的话语转向第三部门的话语，公民社会与民主挂钩，而第三部门或多或少地以服务为导向；二是在国家想建立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的初衷下却出现了公共管理制度碎片化的倾向。 
最后，在讨论环节中，同学们针对自己的疑问向Mark Sidel教授积极请教，老师也热心而又详细的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这次学术讲座在浓烈的求知气氛中圆满结束。
李普娟 供图、供稿
Mark Sidel教授说，自己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出发来观察新法规体系运行一年之后的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状况，并考察政策执行的效果。他指出从2017年1月至现在，在中国新出台的海外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办法下，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的生存有赖于一个大背景：中国对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掌控”。目前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要在中国有所作为，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官方登记注册，二是临时活动，目前完成登记注册的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数量超过400个。
Mark Sidel教授认为，新法案的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更大的预见性，因为法案的实施使得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起效的渠道缩减的同时也降低了其灵活性；二是规则更加明晰化；三是使得先前法律地位不确定的一些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合法化；四是使得合作部门和公安部门的管理更清晰明确；五是极大的增加了公共安全管理的便利性。
同时，Mark Sidel教授也指出，在新法案实施框架下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是“不情愿的中国合作伙伴”；其次，法律规制了海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活动领域，比如经济、教育、科技、健康、文化、运动、环境保护、慈善等；此外，新法规的一些要求和禁止显得很模糊，比如有关公共利益、合法宗教活动、国家安全与团结等，与此同时，由于监督和掌控力度的不断增大，境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如同生存于一个由规范所构成的盒子中，志愿活动也被限制在小范围内，这使其更像一个涉及安全的话题而不是关于公民和人道主义的话题；最后，对于已经在中国工作并且拥有强大精英关系的组织来说，他们的工作实施要相对容易。
紧接着Mark Sidel教授强调，除了上述不足之外，也有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大学需要开设与境外非营利组织法相关的专业或课程以及拓展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起效的路径等。
关于“中国未来10到20年间海外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的前景何在？”这个问题，Mark Sidel教授指出，未来将是更多的第三部门，更少的公民社会，境外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领导层将更多的本土化以及更加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随后，胡明博士提到值得同学们探讨的两个问题，一正在发生的一个转向，即由公民社会的话语转向第三部门的话语，公民社会与民主挂钩，而第三部门或多或少地以服务为导向；二是在国家想建立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的初衷下却出现了公共管理制度碎片化的倾向。
李普娟 供图、供稿
